我今年97岁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老党员，党龄已有74年。回首往昔，我一生信奉的信念，源于19岁时便铭刻于心的理想：将生命奉献给人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从小就心怀正义。中学毕业后，我按父母的期望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医科预科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毅然走上街头，投身游行示威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解放区的歌曲，心中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与同学们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学习。在那里，我们既接受政治理论教育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这段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非凡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我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，很快成为团队中的业务骨干。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细致地逐一纠正。大家见我颇有心得，便推举我打拍子，就这样，我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也因此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悄然开启。

文工团的生活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真正需求，这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当地群众质朴而真诚的歌声，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蓬勃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与人民共享美好的艺术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并非由他人灌输人生观，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作品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赴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钻研总谱，跑遍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、欣赏演出，全力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所取得的一切成就，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承担教学任务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种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深受观众好评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也被大家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观众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小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广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止步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这些年来，不少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赞扬我90多岁高龄仍活跃在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觉得，只要认定是该做的事情，就会全力以赴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有人问我是否害怕，我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了就积极治疗，若是命中注定无法躲避，那就抓紧时间完成必须要做的事情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开设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七个小时的课程，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官便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艺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素养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要具备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只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，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。从19岁参加革命至今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其他奢望，唯独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为指挥家，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